北京嫣然天使兒童醫院的生存危機，在2026年初牽動了無數人的心。

截至1月22日，這家專注于唇腭裂兒童救助的非營利醫院，因拖欠房東租金超3000萬元，已被法院判令騰退，強制執行程序隨時可能啟動。不過，在這場風波之中也有溫暖的力量在涌動。

從最新進展來看，行政力量已經介入協調此事。1月21日，北京市朝陽區衛生健康委表示，已針對該事件介入處理。目前，醫院的診療秩序保持平穩，若存在其他商業糾紛，衛健委會積極努力協商解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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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此同時，社會各界也紛紛伸出援手，短短一周內，超過153萬普通網友自發捐款，總額突破2684萬元；演員苗圃親自到院捐贈，企業“蓮花”捐出52萬元；山東一家企業更主動提出無償提供新院址。

面對輿論關注，李亞鵬連續發聲，稱已將四場直播打賞所得29萬元全額捐出，并承諾關閉打賞功能、公布全部捐贈明細。1月22日，嫣然醫院對外貼出公告，叫停了現場捐款渠道。

圖片來自極目新聞

租金上漲與法律紅線，公益運營的雙重枷鎖

2006年，李亞鵬與王菲發起設立嫣然天使基金，2012年在北京望京租下近萬平方米空間，創辦嫣然天使兒童醫院。最初十年，房東張毅以遠低于市場價的租金支持公益——每天每平方米僅2.65元，而當時周邊商業物業普遍在5元以上。這份善意支撐了醫院十余年免費為7000多名貧困唇腭裂患兒完成手術，累計實施手術超1.1萬臺，按中國出生缺陷監測中心1.82‰的發病率計算，相當于為數千個家庭撐起希望。

但2019年底續租時，租金調整至5.24元/平方米/天，雖仍略低于商圈均價，卻讓本就依賴“高端門診補貼公益”的脆弱模型雪上加霜。疫情三年，非急診類兒童專科門診量銳減，醫院收入斷崖式下滑，而180位醫護人員薪酬、醫療耗材、設備維護等固定成本并未減少，財務缺口持續擴大。

到2025年，欠租滾至2500多萬元，法院判決生效后，房東依法申請強制執行。1月21日，房東代理律師通過媒體再次強調：“我們尊重公益，但合同就是合同。十年優惠已是極限，不能指望一個私人業主無限期承擔社會責任。”

更棘手的是法律層面的結構性困境：嫣然天使基金作為公募專項基金，資金用途受《慈善法》嚴格限制，2023年修訂的《慈善法》第二十六條明確規定，募捐所得需全部納入慈善組織賬戶，專款專用。

這意味著，哪怕公眾再熱心，善款也無法直接“救”醫院這個實體。1月21日醫院發布聲明稱，正逐條梳理不同指定用途的捐贈款項，但即便部分捐款明確用于運營，也需通過基金定向捐贈渠道合規操作，流程復雜且耗時。

北京市朝陽區衛健委已經宣布將介入處理，但山東企業提出的搬遷計劃仍需面對跨區域醫療資質重新審核、醫護人員安置等多項挑戰。1月21日，李亞鵬出現在醫院，與前來捐款的愛心人士一同與患兒合影。在活動中，李亞鵬興奮地提到他當天參觀了一個新地點，“還有公園，但不確定能否談得下來”。

與嫣然醫院的重資產模式形成鮮明對比的是“微笑行動”公益項目，其核心團隊僅3人，借用合作醫院場地開展手術，35年完成5萬多臺手術，將固定成本壓縮到極致，這種輕資產模式的抗風險能力顯然更強。

流量救贖與模式之困，公益可持續性的深層拷問

在這場危機中，李亞鵬的應對策略成為觀察流量時代公益運作的一個切口。過去幾年，他從演員轉型為帶貨主播，一度因選品爭議引發熱議。1月17日一場五小時直播銷售額破千萬，隨后他宣布將四場直播平臺分賬所得29萬元（稅后）全部以“網友名義”捐給醫院，并關閉打賞功能。

這一舉動迅速扭轉了部分輿論對其“借公益營銷”的質疑，社交賬號粉絲數兩周內激增百萬，商業合作報價水漲船高——公益形象意外轉化為真實經濟價值。而一家本應依靠制度保障運行的公益機構，如今卻高度依賴創始人的個人信用與流量變現能力，一旦公眾情緒轉向或創始人出現負面，便有可能影響公益機構。

更值得深思的是許多網友留言“捐給醫院”，卻對公益基金與實體機構的法律邊界缺乏了解，這既反映出大眾對公益運作機制的陌生，也暴露出當前慈善信息披露的不足。

盡管李亞鵬承諾“向社會公布捐贈情況”，但真正需要透明的不僅是錢去哪了，更是慈善與醫療體系的制度銜接規則。業界人士普遍認為，問題不在捐款多少，而在結構失衡。嫣然醫院原本設想的“以高端服務養公益”模式，在理想狀態下可行，但抗風險能力極弱。疫情導致的市場波動，直接導致其自我造血機制斷裂。

多位曾接受免費手術的孩子家長站出來聲援，讓抽象的“公益價值”變得具體可感——衡量一家公益醫院的價值，不能只看資產負債表，還要看它改變了多少生命。然而，感動之外，更迫切的是構建一套讓善意不被浪費、讓堅持不必如此艱難的系統保障。唯有如此，善意才能走得更遠。

關鍵詞： 衛健 房東 公益 嫣然 手術 抗風險能力